第二百七十九章 鲜血的军旗

　　没等到周善军和吴林生回来，村外的暗哨已然来报，来的果然是七团的兵，。

　　“司令，七团的人来我们这做什么？”

　　邓东平还停留在防范的思想上，压根就没去想其中的关键，来的只是七团的兵，而不是军官干部。

　　“来了有多少人？”

　　孙玉民没有回答邓东平的问题，他问前来报告的士兵。

　　“不大清楚，他们不是一起来的，有的有上百人，有的又只是十几个人，不过看他们的样子，情绪都不是太高。”士兵的回答，正中孙玉民的预料。

　　不用讲都是这些士兵怕受到团长叛逃事情的牵连，才会三五成群或者是成排成连的离开，试想一下，贵为司令都因此事被枪决，何况他们这些小兵呢。

　　“他们有拿武器吗？”

　　刘文智仿佛也明白了什么，他询问道。

　　“有的命着武器，有的是打空手，还有的甚至连军装都没穿，一身老百姓的打扮。”

　　士兵回答道。

　　“这是怎么回事？”

　　邓东平完全糊涂了，他想不明白七团这是要做什么。

　　“报告。”

　　屋外传来了吴林生的声音，这货没等屋里的人回应他，就已经跑了进来，笑眯眯地对孙玉民说道：“老大，好事，好事……”

　　“你打住吧，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好事！”

　　孙玉民没让他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老大，我都还没说什么事，你就断定了不是好事？”吴林生疑惑地问道。

　　“不就是村外来了很多七团的兵嘛，他们想投到咱们这来呗。”

　　孙玉民回应了他一句，他可以确定就是这样的情况。历史上，高司令被错杀的那一天，七团一下子就走了两千多人，其中有回家务农的，有占山干上绿林好汉的，更多的是追随杨克志和曹玉福投到了立煌，而现在，因为自己的凭空出现，让绝大多数的七团战士，选择了投向杨树铺。

　　“你怎么会知道的？”吴林生惊奇地问道，忽然间他看到了还有个士兵在屋内，笑着说道：“我说呢，原来已经有人来报告了。”

　　“林生，他只是说了外面来的人是七团的，并没有告诉司令，他们想加入咱们。”

　　邓东平说道，他现在才总算清楚，孙玉民为何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会皱眉头，换作是他，也会同样为难的。

　　原因很简单，杨树铺和七团虽然说关系并不是非常好，但两家一直都有互帮互助，算得上是友军。既然是友军，怎能去人家撬墙角？七团是出了些问题，但谁都知道，这也只是暂时的困难，七团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如果此时杨树铺收留了这些战士，那日很如何和四支队和七团的人打交道。虽然邓东平不反感新四军，但和国军比起来，他宁愿更多的相信新四军，以前打交道少，但经过这两次和新四军的合作，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新四军是一支值得信任，值得让人放心的友军，绝对不会做出像商震、孙桐萱那般背后插刀的事情来。

　　“那老大你是怎么知道的？”

　　吴林生都被弄糊涂了。

　　“文智，现在我们怎么办？”孙玉民没回答他的话，扭头问向了一边沉思中的老部下、老搭档。

　　“林生，你以后不要再老大老大的叫，私下里你随便，但是正规场合，必须喊司令，我们现在是有正规编制的军队。”刘文智听到孙玉民的话后，并没有急着回答，反而是先“教训”了吴林生几句，然后才说道：“老大，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咱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所以你问我也白搭，还是你自己作主吧。”

　　孙玉民其实是想接纳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可他担心会因此给兄弟们的前程埋下隐患，他自己是真心无所谓了，但是手下还有着几十个跟着他一路走来的弟兄，还有着二千余战士，他得对这些战士们负责。

　　不接受七团的兵，又让他于心不忍。如果真的因为自己的犹豫，而让这些老兵们愤而去立煌投四十八军，那真的算是辜负了和高司令的那番交情了。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七团分崩离析了，有七团的兵来投，千万要收留他们，替七团留住火种。

　　犹豫中的孙玉民，脑子里突然想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陆曼那天离开时，让小万喊出来的。

　　对啊，七团是支英雄的部队，虽然暂时遇到了困难，但是迟早会浴火重生。作为友军，自己为什么不替他们保存好这份实力，自己为什么不在危境中扶他们一把！更何况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将来这支部队将成为赫赫有名的长空利箭。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孙玉民没有再迟疑，他对屋子里的众人说道：“走，去村口，欢迎我们的新战友们去。”

　　经过点算，从七团跑出来到杨树铺来的有近两千人，也就是说，除了极少部分的人外，绝大多数都来投杨树铺义勇团了。这是一份信任，是经过一起战斗建立的绝对信任。

　　七团这近两千人中，居然没有一个连级以上的军官，这说明只是战士们担心受到连累，而军官们并没有离开，骨架全在，七团重建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反倒是收留下他们的孙玉民，要费一番精神，怎么编制他们着实是件头痛的事。

　　好在刘文智主动请缨，他愿意挑起这副重担。

　　收留下这近两千人以后，孙玉民让小丫头和陈莱带着初九去四支队找陆曼，让她们把收下七团近两千兵的事转告她，可没想到，她们俩白跑了一趟，陆曼已经不在四支队了，她已经调走，虽然她们自称是陆曼的亲戚，但四支队司令部的人只知道她去了安徽省委，其他的一律不知道。无奈之下，她们只得返回，回来的路上，护送她们去的刚楞子一直忿忿不平，说四支队的人肯定知道嫂子的去处，只是不肯说出来。

　　孙玉民从小丫头和陈莱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沉默了好几天，他知道，陆曼是真的是伤心了，自己想再见到她，已经是很难很难了。

　　既然已经是这样的结果，那还有啥好说的，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能强求于谁。

　　这样想以后，孙玉民反而释然了，一门心思地扑到了部队的整编里，有了他的参与，这项工作的进度很快地推进，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杨氏宗祠内的指挥部会议室里，所有义勇团的骨干们全都到齐，列席的还有几个原七团的连级干部，近二千人的部队大部分是跟着他们而来的。

　　孙玉民当着这些骨干的面，宣读了他作为支队司令以来，下达的第一份纸质命令：杨树铺义勇团原有名称不撤消，既称一团又叫杨树铺义勇团，团长邓东平，辖四个连，一连连长黄伟，二连连长李天喜，三连连长许长庚，四连连长肖贵兴；二团团长戴存祥，辖四个连，一连连长吴林生，二连连长刘小山，三连连长胡红卫，四连连长许杰；七团团长李铁胆，政委刘文智，辖三营九连；谷红英为支队后勤处主任，负责军需、医务、后勤等工作；刘文智为支队副司令，兼任七团政委；林原平任支队警侦连连长；周善军为支队司令部直属刺刀分队队长；董文彬为司令部直属炮兵分队队长兼管电台；刘玉英为秘书兼副官。除七团外，其他的杨树铺原有部队全部打散，以一二三连表现优秀的战士骨干和新兵营中原有的骨干和教官，以及新兵中涌现出来的尖子为基础，开始重组部队，具体人选由各团长自行任命。调整期为五天，七月十日举行授旗仪式。

　　整编的方案很快就传了出去，杨树铺立刻就沸腾起来，有人高兴、有人失落、有人不舍、有人犯愁，七团过来的人也特别的惊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被成建制的保留，甚至是从里面提升了一些骨干和军官，这种绝对的信任，会给人一种很安心很舒服的感觉，没被当成外人，也让他们干劲十足。

　　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经过头两天的混乱，到了第三日、第四日，各部基本上都进入到了正常的生活训练节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医务这一块没有很大的进展，还是没有一个正牌的能做手术的医生，不仅谷红英为之头疼，连孙玉民亦是如此。

　　就连在观礼台上，给三个团授团旗和给十七个连授连旗时，他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

　　军旗很简单，很像军政部发下来的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青天白日被去除了，满地红却是给保留了，没有人会想到孙玉民的小心思，他这是给镰刀斧头和八一两个字预留着位置的，不管他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知道历史的他，无论如何都会引领着这帮子兄弟走上那条道路。

　　军旗是谷红英组织扁担寨的妇女们赶制出来的，除了一片鲜艳夺目的红之外，就只有旗杆处的黑体字了，不管上面写着的是一团、二团还是七团，亦或是连旗上面写着的一团一连和七团九连，它所代表的全都是霍山独立支队。

　　“今天是个好日子，是咱们霍山独立支队授旗的日子，这一天肯定会牢牢地写在咱们支队的历史上。军旗是什么？军旗是一支部队的象征，是一支部队的生命，它重于一切利益，高于一切意义。一支部队可以没有军官可以没有战士，但是不能没有军旗，只要它在，很快就会在它下面聚集起同样优秀的战士。军旗比我们的武器装备重要，甚至是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今天支队司令部授与你们的军旗，就是希望你们能好好保护它，能在它的引领下，取得一个个胜利，为它增光添彩。”

　　孙玉民难得的在这么大的场合，说这么大一段话。刚当上教导总队二营营长时，他还把鼓舞士气当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哪怕是时至今日他还是这样子认为，可他却不在去克意地去鼓舞士气。原因很简单，这一路走来，他已经见过太多的生死，从周海南和周洪到赖文力，这其中教导总队打没了，二十师打没了，甚至是杨树铺的老一二三连都换了个遍。这些血淋淋的场面时不时地就会涌上孙玉民的心头，他已经亏欠了很多人，他不想再去亏欠更多的人，这也是他为什么现在不愿再在这种场合讲话的原因。今天是个例外，授军旗不比其他的事情，他必须要让战士们明白，这虽然只是一块染红的布，但它承受的却是一支部队所有的重量。

　　“旗在人在，旗亡人亡！”

　　李铁胆破锣般的大嗓门紧接着孙玉民的话响起。他虽然有些懒，但是他明白孙玉民把七团的重任交给他的原因，而且还派了刘文智来和他搭伙，这是让他把七团变成一面铁墙，一面钢盾的殷切期盼。

　　“旗在人在，旗亡人亡……”

　　操场上的喊声久久地在群山之中回荡着。

　　…………

　　大别山脚的杨树铺在休整调节的这段时间，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国内外的战场都发生了巨烈的变化。

　　自武汉会战以失败告终后，1938年10月9日至1938年10月29日，余汉谋和张瑞贵的第十二集团军和古庄干郎指挥的日军第21军打了大半月，最终损失上万人，被迫撤退，广州宣告落入日寇之手；1939年3月17日至1939年5月9日，罗卓英指挥的二十万国军精锐和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十一军十二万兵力激战近两月，南昌还是宣告失守；1939年5月1日至1939年5月24日，李宗仁和李品仙指挥的国军二十二万精锐和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十一军十一万兵力展开激战，这一仗彻底打出了李品仙的名声，为他日后执掌二十集团军和安徽军政打下了基础，随枣会战虽然没能取得台儿庄大捷那般辉煌的战果，但是却击碎了日军想快速打通通往重庆的道路，快速灭亡中国的梦想，此战国军虽然伤亡两万余人，却击毙击伤日军1.3万余人。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局势也风云变幻，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更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此战的发生，正是因为随枣会战的受挫，冈村宁次不想在短期内和李宗仁这个对手再度发生纠缠，才会掉转枪头，把刀锋指向湖湘大地，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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