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四九城内外有别 法源寺堪破人…

却说四人商定了先去刺杀马新贻，嫁祸湘军，以便督促曾国藩下台。

        世衡见罗大纲对此事已经安排得密不透风，自己和永活插不上手，就同罗大纲商量着父子二人准备进京一趟，探听一下曾国藩兄弟俩如今在朝的情势如何，伺机而动。

        罗大纲同意了。

        约定马新贻刺杀成功后，天京会面。同时也追查一下天国财宝究竟落入谁手，能够取回自是更好，若不能，也要查出个下落来。

        同时世衡和罗大纲将曾经陷害太平军的清廷走狗们列出了一个名单，曾氏兄弟自然是在册首，杨重雅也不甘落后，那左宗棠李鸿章也不能饶过，陷害陈玉成的叛徒苗沛霖，已死的胡林翼李续宾胜保等人就算他们命好，若有机会找出他们的坟墓也要挫骨扬灰。

        世衡把刺杀马新贻的事情就托付给罗老爷子以后，自己带着永活就进了京。

        北京这地方，世衡和永活都是头一回到，二人依旧做道士打扮，穿街走巷，先逛了一圈。

        二人自东南角的左安门进城，只因这左安门较为偏僻，守卫不多，即便这样，也把身上摸了个遍，又查验了道士度牒，确认没什么危险，才放他们进了城。

        打听得曾国藩住在宣武门附近，便起身前往宣武门。

        却说这北京城原本分皇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皇城不必说自然是紫禁城，乃是皇上家。皇城有四道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而内城是八旗旗人居住，汉族的大臣及百姓只能住在外城。

        那内城共有九门，分别是南城墙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边是朝阳门和东直门，西边是阜城门和西直门，北边是德胜门和安定门。

        所以北京城也称四九城，就是指的皇城的四个门，和内城的九个门。

        外城则是在南城墙的外面向南延伸了一个长方形，在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和西便门之内形成的长方形区域，在皇家眼中，这外城就跟郊区似的，不算北京城。

        宣武门是个特殊的地方，因为宣武门外有个非常著名的刑场，就是菜市口。

        囚车从此门经常出入，人称"死门"。

        令人回味的是:瓮城上的午炮每日一响，声震京华，京人以此对时，人称:"宣武午炮"，走囚车。

        因为刑场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在菜市口问斩。

        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后悔迟"，可不是后悔迟嘛，都要问斩了，再后悔哪儿还来得及啊。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过卢沟桥，进广安门，再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

        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菜市口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作刑场，一般都是在菜市口路北的商户或者药店门口，设下监斩官的坐案。

        宋末元初，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

        他在刑场上，态度庄严地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然后慷慨就义。

        宣武门城楼面阔五间，通宽326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3米;楼连台通高33米;重楼重檐，歇崇山峻岭式灰筒瓦绿互谅互绿琉璃瓦剪边。

        瓮城南北长83米，东西宽75米;西墙辟券门，其上为闸楼。

        瓮城南墙城台之上为箭楼，箭楼面活七间，通宽36米;通进深21米，连台通高30米。箭楼设有箭孔80个。

        与正阳门不同，箭楼下并没有门洞，人们是向右拐进闸楼卷门，进入瓮城、再穿越城楼门洞进入城内。

        宣武门瓮城内有砖砌的五火神台。此地低洼，雨季时城内之水多从此经过，流出城外，日久看城门的兵士即以此砖台为记适时开门宣泄城中雨水，如果水淹没了砖台，则水拥阻城门，无法开启，城内易遭水患。

        宣武门门匾，有满文、汉文双语“宣武门”。

        宣武门外有一座佛寺十分有名，名曰“法源寺”。

        法源寺坐落在宣武门外教子胡同东侧，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是北京市区内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原名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缅怀在战争中捐躯的将士，下令在他慷慨誓师的地方修建一座寺庙，名叫“悯忠寺”。不过时隔51年后，直到武则天登基之时，悯忠寺才得以建成，它就是现在的法源寺。。

        后来几经历史的变迁，法源寺历经战火的洗涤，数次被烧，又数次重建，它的每一砖每一瓦似乎都在向人们展示着它曾经的风霜和沧桑。

        最近，曾国藩进京述职，就住在法源寺中。

        这与胡世衡和罗大纲的猜想大相径庭。

        他二人一直以为以曾国藩的资历，怎么也得在北京城有一座豪华富丽的侯府，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居功至伟，清廷一定会在封赏他的时候给他一座规模超大的侯爵府第，重兵把守，难以接近。

        没想到曾国藩十几年的京官生涯，居然连所属于自己的固定的房屋都没有。

        这却是为何呢？难道曾国藩没有钱买房子吗？

        1834年冬天，为准备第二年春天的会试，24岁的曾国藩首次进京并入住长沙郡馆（今前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的草厂胡同一带）——这个地方，和曾国藩颇有缘分，后来任京官时，从1841年起，他就长期管理长沙郡馆；穷困的京官生活，也因此处房租的贴补才多次免去断炊之虞。

        当时的确是因为穷。

        1835年的会试，曾国藩名落孙山。

        由于第二年即有恩科会试，为免路途往返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曾国藩便留在京城苦读。没想到，他再度落榜。

        此时，曾国藩离家已将近一年半，所带盘缠已经用尽，途经安徽，不得不向在睢宁做知县的老乡易作梅借银百两。

        1838年又有新一轮会试。但此时，曾国藩家连这趟盘费都拿不出来。

        最后，向族人亲戚借了32缗（大约32两）钱上路，这年正月抵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三缗。此番入京，曾国藩住在内城西登墀堂。

        否极泰来的古训，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会试中他以第三十八名中了贡士。会试之后的殿试，本来铆足劲想奋起直追的曾国藩，不料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

        按一般情况，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大为羞愧，有传言说他当即就想买车南返。要不是有好友力劝，他就不参加后面选拔翰林的朝考了。

        没想到，最后的朝考，曾国藩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先是排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十分欣赏，亲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其实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若不是走了穆彰阿的后门，他朝考根本不可能过关。

        衣锦还乡一年多之后，1840年正月，曾国藩回到北京，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开始为期12年的京官生活。

        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升至从五品，并在1843年6月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挣得五六千两的外快。

        更大的升迁出现在1847年。六月，道光下旨，将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一下子擢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

        就是曾国藩自己也始料不及，在家书中，他连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而曾国藩由七品小官升为二品要员，只用了7年时间。

        1849年曾国藩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正式进入部堂之列（此前的礼部侍郎衔只是挂名，并不管理具体事务）。

        清制，六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正二品。此后，曾国藩又奉旨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也就是说，出任过六部中除户部外的各部侍郎。

        曾国藩的官运如此顺畅，不得不说除了他自己的运气之外，穆彰阿拉拢他的力量更为强大。

        1868年11月，曾国藩离开金陵北上赴直隶总督任。正式就职之前，他先行到京接受召见。于1869年1月25日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

        屈指算来，从1852年夏间离开北京，到这次重入京门，曾国藩离开京城已有十六年半之久。

        抵京后连续三天，慈禧等召见曾国藩，并有赐紫禁城骑马等，以示对这位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的表彰。

        2月26日，曾国藩参加了慈禧专门赐宴朝臣的高规格盛大宴会。宴会厅里，正中面南坐的当然是皇上。大臣们分成东西两侧各四席，东侧的第一桌为满臣，倭仁居首座；西侧的第一桌为汉臣，首座即为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所享规格最高的一次皇家赐宴了。

        此次入京，虽然很忙，但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了恩师穆彰阿和部将塔齐布的家。穆彰阿已过世多年，往日那种家门盛势早已不复存在。见此，曾国藩不胜唏嘘。

        塔齐布是曾国藩早年创办湘军时的爱将，1855年死于江西。如今，塔齐布兄弟三人均已去世，只留下80多岁的母亲，家境贫困。

        塔齐布唯一的女儿来拜见了曾国藩，并泣求提携一下她的丈夫。此情此景，令曾国藩十分伤感。《曾国藩年谱》中，就有曾国藩对塔家“厚馈之”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住了一个多月，但只在城内贤良寺住了7天，即搬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居住。

        然而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他官运亨通，财大气粗，更兼他与曾国荃剿灭太平军首都天京之后，获利巨丰。

        此次进京，他除了述职，参加庆功宴，拜访老师家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给京官送“别敬”。当年收礼的曾国藩，如今变成了送礼者。

        此时的他，财大气粗，每年有将近两万两的养廉银，有两淮盐运司和辖下海关孝敬的“缉私经费”、“关费”等规费可供支配，远非当年的穷京官所比。

        从南京出发之前，曾国藩就随身携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最后送出了一万四千多两。

        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自己也承认礼送得不少，“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

        要在京城买座房子，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他并没有买。他依然顶着朴素节俭的官声，租住在外城法源寺中。

        一则是他在京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要去直隶上任了，二则他本不是京官，在京中如果有房子，也没有太多时间居住。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皇城根乃是天子脚下，八旗的领域，汉人在此并无太多可挥洒自如的空间，如果自己想要跻身在满人的上等阶层里，只怕困难重重，危机四伏。

        再则久居在京，不是好事。他征战多年，得罪的官员不计其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帮京官不知道在慈禧耳朵边说了他多少坏话，他天天不在身边，一直为清廷奔波，没有功劳尚有苦劳，慈禧还能念点他的好。

        若是见天在身边，与这些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本也不是曾国藩所擅长和爱好的。

        故此他每次进京逗留时间都不会太久，也不愿意买房子授人以柄。

        此次他居住法源寺，也是觉得法源寺历史悠久，历来是名人志士驻足之地，即便是皇家，早在康雍乾期间，都来过好多回，亲自授意修建法源寺，且都留下有墨宝。

        法源寺地处偏僻，幽深清静，正是参详事务琢磨心事的好去处。

        虽然法源寺在每个月有固定时间对百姓开放，然则平日里曾国藩所居住的禅房所在乃是一处别院，除了洒扫的小沙弥，并无其他人往来，所以曾国藩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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