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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20 元年争储


“你要请辞?”垂拱殿内,皇帝刘旸眉头微皱,意外地看着拱手肃立于御前的鲁王刘暧,低沉的声音中的隐隐透着些不满。

        没错,就是鲁王,就在今岁夏,皇帝刘旸又给他的兄弟们加赐恩典了,当然针对的只是部分人,其中刘暧以辅弼有功晋鲁王,刘昭则以世祖嫡子之尊晋燕王,同时还有十五皇弟刘晅赐蜀公,十六皇弟刘曜赐韩公。

        至此,世祖皇帝所出一十六子,悉有名爵。刘曜排名老末,年纪轻,封爵就是单纯的恩典,相比之下,十五刘晅就要悲催得多了。

        早就到了封爵的年纪,只是因为当年忤逆世祖皇帝之意,做了不愿分封救国的出头鸟,被单拎出来敲打,杀鸡儆猴,再加上后来惠妃的求爵言行触怒先帝,以致于刘旸都登基了,刘晅还是没名没分的,处在一种万分尴尬的境地,在京畿上层权贵中时刻抬不起头来。

        说来也是心酸,刘旸这道恩典落下,总算是解决了刘晅的尴尬,使二十四岁的刘晅,终于能够“抬头”做人。

        对刘晅的遭遇,刘旸当然也有所同情,觉得先帝责之太厉,但示之以恩,目的显然也不那么单纯。

        收买人心自是其一,至少刘晅母子自此对刘旸是千恩万谢,惠妃更是逢人就夸今上英明仁德,在京畿贵妇圈子里,不断替刘旸扬名。同时,惠妃毕竟姓符,是孝贤仁皇后的亲妹妹,是刘旸的二姨,冲这份关系,徇点顺水推舟的私谊也无伤大雅。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私情方面只占刘旸决策因素很小一部分比重,在封赏诸弟的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隐晦,却更为关键的原因:太子。

        毋庸置疑,关于太子的选择,是刘旸上位之后面对的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并且避也避不开,从他登基开始,角力便从明里暗里各方面地展开了。

        早在世祖皇帝时期,东宫之中就已经不大安宁了,太子妃与赵妃之间,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慕容氏、赵氏两股军政力量,明争暗斗,是不亦乐乎。

        不过那时候斗争的范围与烈度都有局限,毕竟上头有世祖皇帝镇压着,真闹得狠了,不只自身要挨板子,太子也得跟着吃挂落。

        当然,慕容太子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产下皇子,以致于选择收养萧妃所生刘文济,也就导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宫内的斗争都表现在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上。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要从太子妃诞下嫡子刘文澎开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从那时起,太子妃就和当年的符后一般,大义光环在身,无可动摇。

        相比之下,原本赵妃最大的“依仗”,就不那么可靠了,毕竟,在大汉的礼制体系中,嫡庶有别,始终在长幼有序之前。

        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比起世祖皇帝的“不偏不倚”,刘旸则始终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中,态度有些摇摆。

        一方面本能地拥护嫡长制,一方面又对两个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年长皇子寄予厚望,后者倒也与世祖皇帝某一阶段的心理和契合。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在登基之前,没有对立太子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大典之上,也只确立慕容氏为皇后,太子之事只字未提。如此决定,就是想再等等,多看看,容后再议。

        太子毕竟事关国本,册立太子也不单单是确立名分的问题,给了名,还要给权的。想想他在册立太子之初,东宫的配置吧,牵涉到朝局,引起帝国中枢权力体系与分配变化,那是一定的。

        如果是那样,在许多朝政大事上,尤其是人事问题上,刘旸就不得不多一层顾虑,所谓投鼠忌器,又何必将自己置于那种尴尬境地。

        或许也是作为一个帝王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自身权柄的切分,何况,他这皇帝才干多久,才刚开始过瘾,他也春秋鼎盛,何必急于一时.

        另一方面,不急于立太子,也是对继承者的一种保护。太子,历朝历代都是不好做的,作为一个当了近三十五年的太子,在这方面刘旸可太有发言权了,最终能够闯出来,黄袍加身,修成正果,那都是大毅力、大智慧、大忍耐的结果。

        一者属意难定,二者为自身权柄,三者避免党争,基于这三点原因,刘旸向朝廷释放了明确信号,太子问题暂且搁置。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厢情愿,刘旸想往后延,但其他人却不那么想,也难如他意。过去的半年多,宫里朝上,不停地有人在他耳边念叨提醒,不停地有人上书进言:早定国本,以安人心。

        而从那些纷杂的人事与谏言中,难辨忠奸善恶,看得到的只有叵测人心、利益苟且。其中,除了那些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嘴以显示存在感的清流学究之外,表现得最为迫切的,却是以赵匡义、赵德昭为首的赵氏集团。

        在这事上面,他们没什么好遮掩的,身处在那个位置,也遮掩不住,且不说赵匡义的政治野心有多强烈,就算他淡泊宁静,身后也免不了有一堆人推他出来,带领大伙去争。

        赵氏,代表着的早已不局限于赵家,还有一大波勋贵、官僚的利益。世祖皇帝当初虽然对赵氏兄弟有所打压,但终究没有下死手,也就导致赵氏始终在大汉内部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掌握一部分话语权。

        赵匡胤在军,赵匡义在政,这俩兄弟几十年积攒的实力与底蕴任谁都不敢小觑,尤其是赵匡胤,虽然他本人以及同时期的老贵们大多已经离世,但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这股军政势力集团却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并且盘根错节。

        当然,这并不能够算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军政联盟,内部也有分歧,凝聚力也没那么强大,否则以世祖皇帝的脾性,下杀手都是有很大可能的事。

        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利益需求一致,就比如太子问题,大伙的支持力度就要强些,也能尽量往一块儿使。

        毕竟,大汉帝国虽大,但最上层的权力与各种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蛋糕没法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就得互相抢食了。

        到如今,同一张餐桌上,皇室的餐盘自然最大,东西最美味,而剩下的每一家,盘子也基本固定了,想要有所突破,要么继续向外扩张,要么就从同桌的盘子里抢食。而相比之下,后者或许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但收益也同样更高。

        对于以赵氏为核心的那一批贵族、官僚来说,把赵家生的皇子扶上太子之位,日后再继承大统,那回报必然是可观的。

        当然,对于权贵们而言,一条道走到黑是不可取的,一旦事难竟成,直接跳船下车也是理所应当。但至少在初期,会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基于此点,赵匡义在朝中调动攻克“太子”这道难关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另一方面,作为世祖皇帝遗留的历史问题之一,大汉庞大的功臣勋贵集团,各种利益集体是很多的,形势也很复杂,并不只他一个赵家

        至少作为太子之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慕容氏,其份量可一点不比赵氏轻,实力与影响力甚至犹有过之。如果仅论势力大小,那是没个具体标准的,各有优势,算是旗鼓相当。

        但从始至终,慕容氏在事实上是压赵氏一头的,慕容延钊是元从老臣,是大汉早期的统帅,赵匡胤不管后来功劳有多大,都是后来者。

        便是不提上一辈的功勋成就,只看二妃,一个是正室,一个是侧妃,尊卑主从,名分早定,这就是慕容氏在此次斗争中最大的底气,来自大汉礼制赋予正统性,比起赵妃,具备天然的优势。

        正因如此,赵匡义才会显得那般急迫,他可是一个修习道义礼法的传统文臣,也太清楚那套深入人心几十年的礼法有多顽固与强大,如非立场利益原因,他是绝不会想着去挑战,毕竟属于逆势而为。

        同时,只有早早地争取,他们成功的可能才更大,至少当下,刘文涣还占个“长”字,“贤”的一方面,也在世祖晚年有所表现。刘文澎在不断长大,倘若不奋起直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文涣的竞争实力只会不断衰减,优势将逐渐被拉平,而对方将始终占据嫡子的正统地位,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因此,在刘旸登基以前,赵匡义就在暗中谋划了,等大典之后,更是活动频繁,多方奔走,串连联合,发起一场“立太子”的政治活动。

        初春之时发生在大汉朝堂上的关于封国、诸侯王的争斗,赵匡义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进去,表现得漠不关心,就因为他把所有的注意力与精力都放在“立太子”这桩大事上了。这才是大格局,这天下,还有比“争国”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投资吗?

        也是同理,慕容氏那边整体上则要克制得多,为之做整体谋划的,自然是吏部尚书慕容德丰了。

        事实上,对于推动立太子一事上,慕容家与赵家态度是一致的,尤其是慕容皇后,也希望早早把名分定下,免得给赵氏母子机会,毕竟人心难测,迟则生变,早点把蛋糕放到自己盘子里才是正理。

        因此,宫廷里边斗争太多,干预太多,也就使得在那段时间内皇后与赵贵妃都让皇帝刘旸感到厌烦。

        朝臣中,论对皇帝的了解,首当其推,乃是慕容德丰。在观察一阵后,他是极力劝说皇后,不要过于逼迫刘旸。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喜欢被人逼着做决定,慕容德丰更知道,皇帝刘旸虽然是一个宽厚仁慈之主,过去常被世祖皇帝批为“迂腐”、“没有魄力”,但实则是个主意很正的人。

        在皇帝已经表露在立储上的态度之后,对慕容皇后“拱火”的行为,慕容德丰是几度劝说,方才安抚下来,他的说辞与赵匡义的想法倒是一致的。

        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方的,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有利,如果立一个五六岁的娃娃为太子,能够轻易被对手掀起争议,但若过个十年,这种争议性将直线下降。

        因此,事不可为,又何必去触怒皇帝呢?皇后真正需要做的,是保护好小皇子,并悉心培养,只要不犯大错,任赵氏如何动作,都难动摇他们的地位。

        毕竟,多做多错,若是过分了,且不说皇帝如何英明,他们慕容氏也不是吃素的。

        在争储的问题上,慕容德丰算是毕竟理性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个认识,而慕容氏那一大派系,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宫里的皇后,宫外的卫国公慕容德业,还有一些慕容氏的头头脑脑,总有不听劝,或主动、或被动卷进其间者。

        当然,也实在是赵匡义搞出的阵仗太大了!就在那个春季,从功臣勋贵到朝廷大员,从京城职官到地方牧守,足有上百人陆陆续续给刘旸上表请立太子,其中有很多人份量都不轻,只要一扩展,都能追溯个功勋卓著,牵扯出盘根错节的关系。

        而这些人,虽然没有一个字是提立刘文涣为太子,但字里行间,都是那个意思。

        赵匡义的手段,他是一眼看破,这种不是逼宫胜似逼宫的行为,深深地触怒了他。而紧跟着下场的慕容氏,则分担了一部分怒火

        眼瞧着双方争执愈发激烈,甚至逐渐演变到互相攻讦挑刺,刘旸也忍耐不住了,直接找由头下诏申斥赵匡义与慕容德丰。说来也有意思,两三个月内,雍熙宰相们几乎是轮番挨皇帝训。

        伴随着的,是刘旸对两方“主力成员”的敲打,罚俸的罚俸,夺权的夺权,降职的降职。如此一来,眼见皇帝是真的主意坚定,不欲立储,双方这才消停罢战。

        但是,“元年夺储”这场风波的影响,却在不断扩散蔓延,几乎贯穿整个雍熙朝,只不过,后续的斗争,不再像此次这般当面锣,对面鼓。当然,明争转为暗斗,刀光剑影,冷枪暗箭,最是伤人,各种鬼蜮技俩,也层出不穷.

        就当时而言,便已然影响到朝局。首先,宋白谪迁青州之后,继任人选,初拟为赵匡义举荐的吏部侍郎贾黄中,最后被刘旸否了,改为前开封府尹刘继昌。

        刘继昌可算是因祸得福,因为“延康街事件”引发的后续恶劣影响,他可被刘旸冷落了一段时,上,上不去,退,又退不回。平调洛阳府,也算是不幸中万幸,至少还加了个内阁大学士的头衔。

        赵匡义没能如愿,慕容德丰同样吃了个不小的瘪,首先贾黄中这个“赵党”没能赶走,同时他提议的以符昭愿继任辽东布政使,最后也没能通过,刘旸最终选择了河南布政副使郑起,以其在河南税改的突出成绩。

        显然,不论什么理由,赵氏、慕容氏两家都没能讨得了好,都迎来皇帝的强力敲打。

        不过,赵匡义却没有想象中的失落,事不成固然让人失望,但同样的,他从皇帝态度中更加清晰地捕捉到了那丝迟疑,而这份迟疑,便是刘文涣与赵氏的希望。

        后续的事情,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刘旸对三个皇子同时赐爵,晋刘文涣汝阳郡公,赐刘文济临淄郡公,赐刘文澎太原郡公。大概是觉得只封三个儿子不太好看,刘旸又顺带给几个皇弟加了爵。

        虽然太原郡公明显重于其余两个皇子,那毕竟是大汉的龙兴之地,但哪怕有所偏向,三皇子、三郡公也恰恰说明了皇帝刘旸的犹豫。

        而综整个过程,刘文济都是个小透明,几乎没有人关注他、在意他,他与其母萧庄妃也如常保持着低调,连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最后,倒白捡了一个临淄郡公的爵位。

        “太子之争”的折腾,同时也让刘旸有些心累,从柩前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内部是几番风波,还都不小,等当上皇帝,他才真正发觉,大汉帝国的这些权贵们,究竟有多少的“活力”,究竟能多折腾,折腾起来又究竟有多厉害

        刘旸只想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心思用在治国上,踏踏实实地匡正世祖皇帝留下的一些弊病,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是,实在太难了。

        刘旸终究不是世祖皇帝,一旦不愉,能够随时掀桌子,并且承受那种破坏规则的反噬,但刘旸显然不行,便是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魄力,骨子里就不是做得出那种行为的人

        当然,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刘旸的皇位还是越坐越稳,权威也在时间的流转下逐渐树立,对中枢权力与人事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鲁王刘暧被他拜为中书令,主掌全国政令,必须得提一句,综世祖皇帝一朝,都没有人担任过中书令一职,过去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已经是政事堂宰臣了,可见刘旸对刘暧的看重。

        事实上,刘暧作为皇室代表,居政事堂一席,就是对外廷的一种平衡措施,不管是当初的世祖皇帝,还是如今的雍熙皇帝,都乐于这样的手段。

        并不期盼刘暧能够什么突出的作为、卓绝的政绩,但只要他占据着那个位置,就已经发挥着作用。

        但是,今日刘暧却突然来向皇帝请辞,刘旸哪里能够接受,并且第一时间就怀疑起个中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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