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0章 主考何人
第530章 主考何人
高务实之前和郭朴说会试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学士府,其实那只是个说辞,主要是用这个姿态表示对郭朴的支持,从而加强郭朴在高党的权威性。这一点,高务实知道郭朴一定能看得出来。
既然只是个姿态,那么在接着朱翊钧的“君威”,高党雷霆万钧的扳倒了凌云翼之后,高务实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阁老府中了。
会试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决定的,但高务实知道郭朴就算被皇帝点将主持本次会试,他也也一定会拒绝。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高务实这次也会参加会试,而高务实是他的学生。
出于同样的理由,高务实估计大舅张四维也不会出任本次会试的主考官。
这就让高务实有些挠头了,因为会试主考,是有很大几率会让一位内阁阁老领衔的,而现在内阁只有三位阁老,如果郭朴和张四维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概率这次的主考官会是申时行。
申时行在先帝隆起朝时就是“同知太子经筵事”,虽然不是日讲官,但因为他“负总责”,其实也是给朱翊钧讲过课的——那也就是给高务实讲过课。
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状元公,学问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过这位状元公的课高务实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倒不是他讲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时行讲课的风格实在是太过于四平八稳,说话也是小嗓门,温文尔雅有余,威严肃杀不足。
不过,这恐怕也是申时行的个人风格,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其做学问甚至有些把儒学往道家的无为上带,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现在心学中的某一派倾向,就是过于注重所谓心性的修养,而把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君主统治的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比起从政的经历,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
据说,曾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其实对于这一则故事,高务实是有个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
高务实一直认为,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和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的严谨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帝还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若一言以蔽之,可谓“心学即歪理邪说”。
然而奇怪的是,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依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历史上的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死,一些心学门徒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使王阳明从祀孔庙。
高务实的观点是,王阳明也许是够资格入孔庙的,但当时的心学却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心学,不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了。
因为当时心学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辅申时行,其坚持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致良知”。
实际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难定义的一个词,“性善论”和“性恶论”还争了几千年呢,也没争出个绝对胜负来,“何为良知”又哪有那么简单?
问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杀人是对是错?杀侵略者是对是错?
可见良知有时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压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只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论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心学大佬们当然都是成年人,但他们又必须打着“致良知”的幌子,这就麻烦了。于是就产生了徐阶、申时行这样的人物。谈论学问的时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时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终于沦为了致私欲。
徐阶和申时行的“致私欲”,表现为中庸坚忍,只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不论,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和稀泥就好,讲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张居正夹在他们中间,虽然出身心学,却受高拱影响很大,于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子:为国理政的时候偏向于实学,为己谋私的时候偏向于心学。这其实就是张居正历史上一边反别人腐,一边自己腐的根源所在。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申时行如果真的担任主考官之后会对自己不利,因为申时行的这种理政和为人的思想,使得他不敢跟高党撕破脸——这一点高务实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在高务实刚刚断然出手将凌云翼拉下马来之后。
以申时行之谨慎,这段时间他甚至很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高党发生冲突,毕竟高党在高务实回京之后似乎有重新团结起来的趋势,如果这个时候对高务实有所动作,“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高党搞不好就突然发现了对手,争先恐后来“枪打出头鸟”了。
高党从高拱初次入阁开始算起,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怼天怼地的风格,以申时行的处世之道,怎么肯当这只出头鸟,去和高党死磕?
所以高务实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内阁中排名最末的申时行做了主考,那么副主考会是谁?会不会对自己的进士之路有影响?
这章写得有点久,而且我感觉可能又写得偏理论了,但是我思来想去,实际上书中后来的“党争”,归根结底都是从学术之争而引起的,而学术之争的根源又是双方所处立场不同而肇始——实学其实是站在朝廷统治能力上考虑问题;心学则是代表地方、个人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章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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