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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8章 辅弼(六)


第2208章  辅弼(六)

        面对皇帝的询问,高务实选择了作为一个父亲最正常的回答:“犬子少不更事,多年来只是在臣身边读书,却不曾亲自理事。原本臣遣犬子南下,也是想让其增长见识,知晓处事之道,却不料其御下无方,致使惨案发生。

        皇上,此过虽是他为,其源却在臣下。倘皇上认定此举有违天朝仁德,恐四方夷人生怨,臣愿受一切罪责。”说罢,高务实起身离席,拜伏在地,一副等待发落的模样。

        他这般反应,倒是让朱翊钧不好处置了。堂堂内阁首辅,因为儿子造成的一件并未发生在国内的所谓惨案而请罪,这事可就过了。

        朱翊钧接见高务实时往往屏退内侍,此时也无人方便招呼,只能亲自起身,走过去扶起高务实的双臂道:“怎的这般小题大做?朕不过顺口一提罢了,并无见责令郎之意,爱卿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他这话说的时候虽然自称了朕,也改“日新”为“爱卿”,但显然也并非完全按照君臣之义来的,依旧有很明显的发小同窗之谊。

        高务实并不着急起身,却是先叹了口气,道:“即便皇上不怪,此举仍是有伤天和,不可不罚,更不可不令其引以为戒。昨夜臣以传讯南疆方面,主导此事的家丁高璟已被臣免职,并召回京师问罪。

        犬子目下尚有任务在身,不便半途而废,因此已命其蒙师代臣责打,并于事毕之后再行惩戒,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倘皇上认为这般教训并不足够,臣当加重责罚。”

        “你先起来。”朱翊钧双臂用力一抬,坚持让高务实先起身再说,高务实只好顺势起身,面色依旧十分严肃。

        朱翊钧的脸色却有些诧异,认真看了看高务实,道:“日新,我确实只是随口一说,就为这么点事,你甚至派人责打他,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朱翊钧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提醒道:“他可是嫡长子,而且如今既在军中,又是南疆地位最尊之人。”

        那又怎样,你还怕他能有本事造反不成?高务实下意识冒出这个念头来。

        不过转念一想,高务实又立刻理解了。到底是皇帝,是天生对自己亲儿子都会提防一手的人。可能在皇帝的思维里,嫡长子反而是最有可能造反的人——正如他所言:“既在军中”,而且“地位最尊”。这种时候的嫡长子,既有实力,又有身份法统,确实是最有造反能力的人。

        不过皇帝显然多虑了。作为皇帝,皇权之上再无约束,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皇帝本人远离权力中枢,而嫡长子大军在手又在根本之地上地位最尊,那么只要断掉皇帝本人与这块领地的联系,自然而然就能取皇帝而代之。

        这和御驾亲征之时的太子监国还有所不同,因为御驾亲征的皇帝是带着全国最精锐的主力大军的,就算监国太子想要有所异动,但朝臣们可不蠢,当然没人肯跟。

        但在此刻的皇帝看来,高务实本人离南疆未免太远了,无论如何也是鞭长莫及。偏偏南疆至少有二十几万大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又都是高渊的生母黄芷汀在坐镇,南疆那边岂不遍地都是黄芷汀的亲信?

        如此情况下,万一高渊举旗造反,黄芷汀的亲信自然就是他的亲信,你这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根本管不着啊!这种时候,你高日新惩罚儿子也不必说得这么直白,甚至让他的“蒙师”去他军中执行责打……这也太危险了。

        高务实猜到了皇帝的心思,也知道他这种想法的问题出在哪。皇权之上再无约束,但他高务实现在又不是皇帝,就算南疆体系几乎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那个名义就没有那种神圣性加持。

        因此,在南疆文武眼中,无论大家实际地位如何、权势如何,归根结底都是高家的宗亲或者家丁。南疆的一切规矩,都是建立在宗法家规之上的。在这宗法家规的更上一层,还有大明的皇权作为“顶盖”。

        这就意味着,南疆上下还是会下意识的认为,如果南疆有人反对高务实这个家主,则大明朝廷会视其为违法,是以下犯上或以奴欺主,那是要被朝廷正法的!更别提这位家主还是朝廷的内阁首辅、皇帝的发小同窗。

        而在此之外,皇帝更不清楚高务实是如何打造的南疆权力体系架构。他并不知道,南疆看似一个独立王国,实际上所有权力运行的核心都在于高务实一人,几乎所有的大事想要行动,都缺不了高务实这一环。

        南疆的体系看似独立,实际上却离不开京华在大明境内的产业支撑,而南疆的一些产业也离不开大明这个市场。

        比如说,南疆的粮食产量逐年飞涨,如果没有大明这个处于小冰河期的粮食黑洞来消耗,立刻就会陷入“谷贱伤农”的境地,而且由于量极大,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肯定就要马上引起物价极大波动。

        而南疆真正用于出口的粮食绝大部分来源于两处:一是京华直接控制广大良田,一是各大王国原有贵族集团所掌握的良田(包括僧侣集团)。那么换言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损失巨大的旧贵族集团和南疆京华本身就是最大的损失方。前者利益遭受重创可能导致叛变,后者利益遭受重创就会反对先前那位造反者。

        事关利益,大家都会很清醒,所以没有人会敢于觊觎高务实的位置,因为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同样,大明的一些产出也是南疆所必须依赖的。比如,没有了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南疆拿什么去维持如今这般巨大的对外贸易?

        南疆虽然也搞了一些瓷器,也种了一些茶叶,甚至还在安南搞了一点丝绸产业,但其规模、档次都远不如大明国内量大和高端。这么说吧,排除高务实穿越之后新搞的一些“工业产业”之外,依旧占据对外贸易大头的产业其实还是在大明国内,而且是绝对的大头。

        如果排除掉大明的这些产出,南疆自身对外贸易就只剩下两项够看:香料和热带硬木。但是香料和热带硬木卖往印度利益不大,因为印度本身也有不错的产出,至少得卖往西亚(中东)才算有得赚,而真正的利润大头则是欧洲。

        <div  class="contentadv">        总之,如果不算新工业品,失去大明物资供给的结果就是南疆对外贸易大概要下降三分之二。届时,南疆连现有的南洋舰队都维持不了,近三十万大军虽然因为粮食有多而不会饿死,但恐怕也没钱保持眼下这样的高度火器化——火器化可是很贵的。

        这还是南疆经济运转的底层逻辑,可还没算上高务实在各项制度中故意搞出的内外制衡,没有算上高务实本人在京华体系内无可动摇的威望……

        所以,根本不存在皇帝所担心的这些。皇帝的担心实际上反而证明了一件事:锦衣卫在南疆的工作干得很浅薄,他们可能打探到了明面上能看到的很多事,但由于没有一个精通情报汇总分析的高人,所以他们根本没能给皇帝提供真正高价值的情报结论。

        想想昨晚高务实是如何批评高杞的吧——所谓情报秘书,不光是要你汇总情报,还需要你把各项情报分析清楚,弄清楚各种情报背后的逻辑。否则,你这秘书就没做到位,就要挨批评。

        现在的锦衣卫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亦或者是王之桢故意含糊了,总之朱翊钧收到的情报应该说明显浮于表面。[注:王之桢,左都督掌卫事。前文有述,他是王崇古的孙辈,而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因此高务实与王之桢是同辈远亲,互相以表兄弟相称。]

        不管是不是王之桢故意放水,但对于高务实而言,皇帝能知道南疆一些事却又知之不深显然是一件好事——若是一无所知,皇帝必然不安;若是知之甚详,皇帝更会不安。现在这样,说不定倒是挺不错的。

        现在高务实得给皇帝做个表态,既要解释惩罚的必要性,也要安抚皇帝——南疆不会有变。不过想到这里,高务实忽然心中一动:皇帝为什么会担心南疆有变?按理说,南疆的实力已经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皇帝的一些疑虑,按照正常思维而言,自己如果失去对南疆掌控,对于皇帝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难道是因为苏门答腊岛的那八万顷田地?

        高务实心思电转,忽然发现这还真有可能。皇帝虽然名义上坐拥天下,整个大明都是他的,但这毕竟只是名义上。

        事实上,随着多年前自己的不断劝说,朱翊钧已经将原本属于皇帝本人的京畿附近大片皇庄,通过皇庄佃户赎买的方式给几乎全部卖掉。也就是说,天子内帑失去了过去两百年来最大头的一项来源,取而代之的是换成了诸多京华系股份——包括明联储以及京华盐场(辽南)在内的许多矿场,甚至在一些其他产业中也悄悄买入了大小不一的股份。

        这意味着,除了原先朝廷财政体系内要给予内帑的那部分进项——比如金花银等,现在皇帝的内帑与高务实掌握的京华系高度相关。而在大明境外,皇帝近期拥有了一项新的、巨大的进项,那就是高达八万顷良田的南洋皇庄。

        南洋皇庄对于皇帝而言,不仅是一项巨大的新收入来源,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不在皇帝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而是要间接的依靠高务实来保护。

        换句话说,如果高务实不能控制南洋,皇帝的这八万顷良田就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丢失了。

        之前就说过,明代一顷地是一百亩,八万顷就是八百万亩。光这么说似乎缺乏参照,那对比一下:可能是明代皇庄面积巅峰的正德九年,“畿内皇庄占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京师附近的皇庄总面积不到四万顷,而且需要说明,这还是巅峰,并且维持时间并不长。

        再对比一下,原历史上鞑清乾隆时期,皇庄为185.9万亩,不到两万顷。这不到两万顷田地每年可以给乾隆带来15万两左右的年收入。

        如果不考虑“两朝汇率”,最粗陋的计算一下,高务实送给朱翊钧的这八万顷皇庄,也意味着每年送给皇帝60万两银子。而事实上,此时白银的价值是大大高于历史上乾隆朝的。

        不管怎么说吧,每年60万两在内帑都是极大一笔钱了。这里可以简单给几个数:原历史上万历帝内帑最大进项是朝廷分利给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其次是矿税太监的所谓横征暴敛,平均每年约五十万两;再次是“助工”,比如三大殿被雷劈了要重修,向全国摊派,这个没准数,也是专款专用,不会结余;再有一种叫“轻赍银”,是一些皇室实物税的折价置换,花在宫廷其他开支,基本也是收多少用多少,没有结余;最后就是皇庄、皇铺收入,这个起伏不大,算是皇帝可以自由支配的“流水”。其余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类别,基本就都是小钱了,这里不提。

        如此一看,历史上的万历朝为何猛收“矿税”?因为皇帝觉得自由支配的钱太少了啊,尤其如果考虑到万历三大征的时候户部几乎都不肯给钱——其实也确实没钱,搞得每次都要皇帝自己贴钱打仗,那万历疯狂“创收”就找到根源了。

        然而现在不同了,在高务实的支持下,朱翊钧的“流水”越来越充足,而这次八万顷皇庄更是一下子带来每年六十万两的巨额年收入,他怎么可能不在乎?怎么可能不紧张?

        想明白这一点,高务实忽然底气都足了,微微一笑道:“皇上多虑了,犬子虽少不更事,但身边大多都是臣安排的老练家丁,总能规劝着些。”

        这话说得有点暧昧,高务实知道皇帝一定会领会错误,但他要的就是这种错误。果然,朱翊钧听了这话就安心多了,明显松了口气,点头道:“既是这般,那倒无妨。”

        顿了顿,似乎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主动把话题一转,道:“对了,这下忽然要在哈密方向多花三百万两,这笔银子你究竟是打算如何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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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书友“20180712195517273”、“书友20220601111935650”、“袁^o^”、“doni”的月票支持,谢谢!

        PS:昨天晚饭后,右手食指指甲缝被订书针刺中,感受了一波锦衣卫酷刑,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一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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