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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3章 言出法随(下)


第1563章  言出法随(下)

        皇帝的御驾正走在通往乾清宫的路上,御辇中的皇帝忽然掀开轿帘,朝随行的陈矩问道:“陈矩,慈圣太后方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朕的回答如何?”

        陈矩脚步不停,但同时却微微躬身,语气神情带着几分惶恐,答道:“皇爷天纵英明,回答自然是极好的,奴婢岂敢置喙?”

        “既然‘奴婢’不敢,那么‘臣’呢?”朱翊钧淡淡地问道,看来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有明一朝的宦官地位在朱元璋死后,尤其是永乐期间开始大幅度提升,不仅渐渐掌握内廷实权,也逐渐侵入锦衣卫,并最终形成“厂卫”体系,甚至个别时候还有一些太监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军队的指挥权。

        称呼随这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大明朝的宦官到达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便有了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臣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家仆奴才身份。这一点,看看郑和写给皇帝的奏疏就很清楚。

        当然,郑和多少有些算是特例,但即便不算郑和,永乐以后的很多宦官们也一样得以用很平常的语气自称是臣,而朝廷之中无论皇帝还是百官,也都承认这种称呼。如史载中许多圣旨、公文里头都把各地镇守太监称之为“镇守内臣”,把东厂提督称之为“厂臣”等等即是明证。

        既然是臣,对皇帝就不仅仅负有照顾起居等“初级责任”,而是与百官一样具备辅弼理政之责。陈矩虽然长期自谦自守,以奴婢自称,但他的地位是明确的,无论怎么看都是担当得起“内臣”二字的。

        但宦官毕竟还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畸形的产物,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被净身者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从此失去了为人夫的资格,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除极少人心底善良之外,大部分都是人渣,是一群头上生疮,脚下流浓的坏蛋。

        这么想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宦官队伍中,刚进宫的小太监还得为有地位的大太监服务,端茶送水,倒尿盆子,甚至洗衣擦背,拧脚按摩,为了讨好和钻营,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的心底异常阴暗并不奇怪。

        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惯于当面甜如密,脚下使蹶子。

        要细论的话,秦和两汉时的宦官,虽然大多数是阉人,但也还引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以后,宦官大都“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从此宦官与皇室、皇权形成一体。

        大明朝在后世经常有“宦官专权”的标签贴在脑门上,对此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大明的所谓“宦官专权”远不及汉唐之时,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掌握神策军、废立皇帝如同喝水吃饭一般轻而易举的大太监们。

        中明以后,大明朝的宦官们其实也有不少自警自省,比如陈矩就相当规矩,当了这么多年东厂提督,一件主动打压文官的事情都没做过。这是因为,此时的宦官们对于自身定位、权力、下场等,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些认识的起源则大抵都自王振始。

        正统时的太监王振,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王振自宫进入皇宫,授宫人书。当时一般小太监虽然也在内书堂读书,由大学士陈山执教,但比起王振来,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原本就在官场上混过,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权术上,其他宦官都无法与之相比。

        宣宗死,英宗年幼,继位后他敬畏王振,竟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也颇有韬晦之计,故作良善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当时阁臣“三杨”的好感。

        某日,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振至而止”。次日,朱祁镇在阁中,王振跪奏曰:“皇帝为一棋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了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从而感动了三杨,感叹道“不意内官中宁有是人”,从此改变了三杨对他的看法。

        还有个传说,说英宗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人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

        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大臣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

        人谓太皇太后前面对新即位的皇帝,强调要听顾命五臣的劝谏,后面是对王振的警告,可见英明。但此事多半不真:其时王振入宫不久,劣迹未露,张太后根本没有如此做的必要,此事已有后来人考证,就不多说了。

        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臣,此驿臣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臣报仇,欲置廖谟于死地。而杨士奇则千方百计,设法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为名,争议不决,请裁于太后。

        王振乘机对太后道:“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后来降廖谟为同知。太后看王振处理事情“秉公无私”,渐渐信任了他。

        自来奸滑之人,并不是脸上贴着标签的,让你一看就清楚。他们表面一片忠心,内心却藏着阴谋,这种人条件不成熟时,就潜伏韬晦,一旦得势就拉党结派,为所欲为。

        正统六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工,朱祁镇大宴百官。根据大明礼制,“宦者虽宠,不得预王廷宴”。但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私下里去察看。

        果然王振大发雷霆,自比周公,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坐乎!”英宗连忙派人打开东华门正门,让王振来参加宴会,在座百官也赶忙起身迎谒。

        说起来,三杨虽然名为贤相,但在王振羽翼未丰时不能识破他的为人,是为不能鉴人;在他还未得势时,不能及时阻止,是不能除病患于初萌。

        后来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又因为其子杨稷杀人而被捕入狱,坚卧不出以消极抵抗。三杨中此时只有杨溥在朝,而且年老势孤,王振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从此越发胆大妄为,不可收拾,械系大臣,无所不为。

        工部郎中王祐,放在后世的话也算是厅级干部了,竟无耻地认贼作父,自称为王振的义子,后来魏忠贤义子满朝大抵便由此肇始。由此可见当时王振的权势熏天,而大明所谓的宦官专权,也正从王振始。

        但王振的下场也成为后来大宦官们提醒自己的前车之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二十万京营主力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而从征的数十位文武大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京师,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

        后来,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镒面奏郕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

        此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随。

        事已至此,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虽然英宗复辟之后又为王振平反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顺元年,英宗还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然而此时此刻,天下人早已为王振盖棺定论,即便英宗如此做了,也只是被看做他在为自己当年之事挽回颜面。

        王振败亡,刘瑾又继,但相对而言刘瑾的权势其实不如王振,而其死则比王振更惨。故而从那以后,大宦官们一来因为嘉靖、隆庆二帝都不太给宦官们放权过甚,二来也因为前两位“前辈”的下场而警醒,因此即便是原历史上的冯保等人,也再没敢对文官集团太过强硬,直到魏忠贤的出现才打破“传统”——不过魏忠贤的结局人所共知,照样没逃出那两位“前辈”的模式,这就不细说了。

        总之,陈矩本身便是个“老实人”,又深以“前辈”们下场为鉴,因此面对皇帝这般发问,顿时惊出了一身毛毛汗,小心翼翼地道:“臣愚钝,未曾深谙大道,只知君臣和济乃是天下之福。”

        皇帝“哦”了一声,也不知是信了还是不信,但皇帝很快又问道:“那依你之见,朕方才这些话,慈圣太后信是不信?”

        陈矩一怔,诧异道:“太后怎会不信?”

        “哈,天下人都像你这么老实就好了。”朱翊钧轻笑一声,摇着头,稍稍压低声音道:“朕方才的话本不是说给太后听的,太后听来怕是只觉得奇怪,恐怕多半是不信的。”

        陈矩吃了一惊,道:“不是说给太后听的?”然后陡然毛骨悚然,颤声问道:“那皇爷这话是说给……”

        朱翊钧瞥了他一眼,若无其事地道:“自然是说给务实听的。”

        陈矩悄悄吞咽了一口吐沫:“方才是慈宁宫中……”

        “朕在慈宁宫中说的话,若是无关紧要也就罢了,既然事涉务实,想必他应该会获悉详情的,你说是不是呀?”朱翊钧继续轻笑着道。

        陈矩思来想去不是路,终于下定决心,先是叫停了天子仪仗,然后跪下俯首道:“皇爷,臣蒙信任,掌东厂十余载,历来也与高司徒有些私交。若皇爷是指宫中有人与外廷私通款曲、内外勾连,则臣首当其冲、其罪难赦。请皇爷降罪,臣愿一死以谢君恩。”

        朱翊钧认真打量了他片刻,道:“起来吧,朕知道了。”

        “罪臣不敢。”

        “朕让你起来!”朱翊钧语气加重了一些,又重复一遍:“起来说话。”

        陈矩一时不知皇帝心意,只好先站起身来,但仍一副垂首肃立,等候发落的模样。

        朱翊钧却道:“近前来。”陈矩上前。

        “再近些。”陈矩再次上前一步,已经到了伸头即可与皇帝耳语的距离。

        朱翊钧这才放低了声音,道:“朕问你,你自问可曾对朕不忠?”

        陈矩摇头道:“回皇爷,不曾。”

        “朕也知道你不曾这般做,既然如此,你有何该死之罪?”

        陈矩一愣,回答道:“但臣实与外廷大臣交情匪浅,此乃……”

        “此乃什么?朕也与务实交情匪浅。”皇帝这话显然就是强词夺理了,但他没给陈矩多话的机会,而是立刻继续道:“朕不是瞎子聋子,更不是傻子,内廷与外廷交情匪浅者,历朝历代不知凡几,何曾有一朝能够禁绝!”

        陈矩默然。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以皇帝的精明不可能不知。

        朱翊钧轻哼一声,然后又叹了口气,道:“治天下如治河,堵与疏不可偏废,人之常情也不可能一令禁绝。正如这宫中,说是大内禁地,其实与街头巷尾何异?朕一言一行,非独务实可知,外廷诸臣工必然也能知晓,无非有个先后之别罢了。

        方才太后提起那些事,朕本可以不答,但朕以为答比不答更好。有些事藏着掖着大家都难受,可若真说开了,其实也就那样。只不过,这‘说开’本身得有些讲究,朕若现在去乾清宫与诸位先生如此说,那自然不可,但若是内廷悄然流出的消息……你现在明白朕的意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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