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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6章 木卫十


第626章  木卫十

        下课后,蔡元培和李谕、鲁迅、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本来想叫上辜鸿铭,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

        来到饭店,李谕问:“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

        “相当不对付,简直是死对头,”蔡元培笑道,“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

        “适之教的什么课?”李谕问。

        “中国哲学。”蔡元培说。

        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算他的老本行。

        “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李谕有些好奇。

        蔡元培对李大钊说:“守常(李大钊字)与学生来往较多,应该更了解。”

        李大钊说:“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但大多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适合中国人。”

        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

        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颇有“大哥范”,除了学问好,还长得很壮,能打架,讲义气,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

        “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李大钊接着说,“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认为‘(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

        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没有说全,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你们(学生)不要胡闹。”

        李谕笑道:“学生评价先生,有点意思。”

        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好。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

        民国以来,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

        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

        后来胡适自己承认,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十分感慨:“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蔡元培说:“适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所以不仅提心吊胆,也一直加倍学习。”

        “这个我知道,”鲁迅说,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适之经常拿一套《章氏丛书》钻研,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钱玄同字)。有时学到深夜,便只吃个皮蛋对付。”

        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

        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蔡元培却又说:“不止学生发难,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谕问。

        蔡元培说:“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

        既然连“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存在(being)”,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

        因为中国文化太长,完全自成体系,没必要去讲西方的“哲学”。

        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

        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

        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在北大,“哲学史”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笑得没毛病。

        “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李谕说。

        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成名相当早。

        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

        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和平、面包和土地’口号时,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

        鲁迅说:“不仅俄国,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两边都出事,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

        “没这么简单,”李谕说,“法国军队的哗变并非俄国那样的革命,可以压下去。而且美军参战后,西线战场上德国面对的压力只怕会更大,最终的决战要来了。”

        法军年初发动了一次大反攻,由接替霞飞的新任总司令尼维勒发动。

        不过他的作战计划在战前就被德军全部知晓,因为尼维勒竟然到处演讲,给士兵讲了具体战术……

        开战后,尼维勒调集了大量火炮进行火力覆盖,要强攻德军布置的兴登堡防线。

        但等法军的火炮弹幕结束后,德军的堑壕、碉堡和炮台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

        法军步兵进攻时,一战战场上最出名的死神马克沁机枪就开始收割了。

        尼维勒攻势可以说毫无进展,法军被打残,西线从此主要由英军和德军对峙。

        英国人那边,则搞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核爆炸。

        梅西纳山脊战役中,英军在德军阵地下方挖掘了五千多米隧道,埋藏了445吨炸药,凌晨时引爆,睡梦中的德军被炸死2万人。

        德军提前发现并做了防爆工作,但没想到英军搞得这么绝。

        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因为年度大戏在俄国。

        李大钊说:“我有些担心华工情况,欧洲大战如此激烈,要是北洋政府派的军队过去了,恐怕损失更惨重。”

        李谕说:“美国的士兵还要训练一年才能奔赴战场,可能根本用不着北洋士兵。”

        段祺瑞的确按照日军的模式组建了三个师,但他们直到一战结束还没训练完成。

        <div  class="contentadv">        聊了大半天,饭店端上来了饭菜。

        鲁迅对大家说:“这家店有道最近名动京城的‘总统鱼’,大家尝一尝。”

        李谕看着桌上那盘大鲤鱼,随口说:“很正常的菜,起的名字这么唬人。”

        鲁迅解释说:“这是新任的冯国璋冯大总统从北海、南海、中海中捞出来的,异常名贵。”

        蔡元培说:“三海里的鱼?里面不都是前清皇室和过去袁大总统养的嘛?”

        “所以很珍贵,”鲁迅说,“冯大总统听说这些鱼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就找商人捞了出来,卖到各家饭店,听说赚了好几万元。”

        李谕笑道:“这个总统当得太无趣,搞钱竟要从竭泽而渔的地方下手。”

        民国的总统没钱还没权,就图个名,黎元洪也就罢了,冯国璋是个实权派,当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下去。

        蔡元培拿起筷子:“我得尝尝三海的鱼有何不同。”

        品了几筷,蔡元培说:“味道没太大不同,但鱼真够肥。”

        ——

        从北大返回的几天后,李谕在京师天文台又见到了一个前来拜访的学者,高鲁;随同的还有一名清华学校毕业生,两人都是天文学者。

        高鲁是近代天文学家,首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南京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

        “院士先生,您真把这座古观象台做成了现代天文台的样子!”高鲁兴奋道。

        李谕说:“花了好几年,望远镜是从美国运过来组装的。”

        “放眼全世界,您在天文学领域都首屈一指,在下不出国就能领略天文学大咖的风采,”高鲁说得很真诚,“我过去在比利时留学,便喜欢上了天文学,回国后一直找不到如此设备优良的天文台。”

        李谕说:“我平时比较忙,正好天文台缺人,如果阁下喜欢,可以当个台长。”

        “不不不,”高鲁连忙摆手道,“台长还是院士先生做,我只要能摸到望远镜就心满意足。”

        “那就做个代理台长,”李谕笑道,“还有北洋政府发的薪水。”

        反正要不是李谕凭空出现,京师观象台的台长就是高鲁的。

        当然了,要是没有李谕,京师观象台仍然只是个设备落后、形式大于意义的地方。

        高鲁异常热爱天文学,三两句劝就顶不住:“多谢院士先生!此前我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天文台是法国人修建的,每天只能干些杂活。”

        李谕带他们进入天文台内部,那名清华学生忍不住道:“好壮观的望远镜!比徐家汇的大好多。”

        “我似乎在清华学校见过你。”李谕说。

        高鲁随即给李谕介绍:“他叫余青松,今年就会从清华学堂毕业,赴美国留学。”

        “难怪这么眼熟。”李谕说。

        余青松说:“不知道在美国能不能读个天文学专业。”

        实话说天文学是个相当相当冷门的专业,李谕穿越前,全国仅有十来所大学开设天文学专业。

        余青松去美国,首先进入的是土木工程学院,然后才转入另一所大学的天文学专业。

        1929年,高鲁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余青松接任成为紫金山天文台第二任台长。

        高鲁说:“日本东京今年将召开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以往他们只邀请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法国神父劳积勋,从不问中国的真正代表,令人无比气愤。”

        “那今年咱们就搞出点他们弄不出的成果,也羞辱一下日本人。”李谕说。他就爱干这事。

        高鲁和余青松瞬间来了干劲:“什么成果?”

        “不用很复杂,”李谕想了想,“比如咱们再找到几颗木星的卫星。”

        “还有新卫星?!”高鲁有些不可思议。

        “木星引力太强,我估计卫星还有很多,”李谕说,“就是发现难度越来越大。”

        三年前,美国天文学家海耳主持修建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发现了木卫九,此后长达三十年,没能再发现新的木星卫星。直到1938年才又发现两颗,也是出自威尔逊山天文台。

        其实木星卫星非常多,后世发现了至少95颗。其中一颗还是70年代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找到的。

        当然了,已经不可能再通过简单的直接观测发现,需要用到照相分析、光谱分析等专业方法。

        在这个对宇宙认知不太深的年代,发现几个太阳系内的新卫星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

        几人说干就干。

        作为穿越者,李谕清楚知道那里必然有卫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比其他天文台在浩瀚夜空中巡天效率要高很多。

        花了点时间,几人最终找到了一颗体积不大的小卫星。

        按道理它应该是木卫十一,但既然现在先找到了它,就成了木卫十。

        这颗卫星有一些奇特现象,比如它的轨道和木卫九一样,是逆向的。

        得到这个结果,高鲁和余青松异常兴奋。

        “绝对能让日本人闭上嘴!”高鲁说,他多年前就想出这口气。

        李谕轻松道:“将来让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机会还有的是。”

        余青松通过这件事对天文学的兴趣更加大增,恨不得去了美国后直接进入天文学专业。

        “早点也好,”李谕很赞成,“天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诸多物理学、数学知识。在美国下点功夫,将来咱们继续搞点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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