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 群殴

第482章  群殴

        “所谓新政，不过是再行矿监之实，打着为民为国的幌子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自古华夏以蜀黍稻麦为食，所谓番麦番薯皆为蛮夷之物，逼迫百姓播种，此乃殃民；

        我朝四民贵贱天定，建工厂、开海禁，蛊惑农工入商，以铜臭为能，轻尊卑贵贱，悖圣人教化，乱祖训礼法，此乃祸国。”

        钱谦益的发言声音不高，慢条斯理，但口齿清晰，节奏适中，不光让邻桌听清楚了，连附近的人也都声声入耳，马上引来了不少赞许和支持。

        “笑话，庄某听过针对新政的无稽之谈，却不曾料到还能如此颠倒黑白。华夏以蜀黍稻麦为食没错，然广东福建山多地少，所产不足百姓糊口度日。

        近年来北方旱灾连绵不绝，各省灾荒不断，无法自给自足，需靠朝廷赈济方不至于饿殍遍地。南直隶与湖广虽为粮仓，却不能南北兼顾，仅靠稻米，难不成让广福两省民众去吃树皮？

        番麦与番薯虽产自西番，却适合山地旱地和薄田，不需多加照顾即可有不菲产量。其它地方庄某不清楚，但在漳州，农户都是在坡地上播种，每年下来可多收几石，何来殃民？

        建工厂、开海禁也是同理，地少民多，与其大家挤在一起吃不饱，另辟蹊径做工出海养活全家岂不是两全其美。难不成让治下百姓吃饱，家有余粮，反倒成了祸国之举？

        至于说四民贵贱，庄某闻听南直隶商贾盛行，织机万数，若论铜臭味道怕是有过之无不及。而江浙地区下海私贩比比皆是，多背着朝廷与日本互通有无。遇到灾年又常有奸商哄抬米价，囤积居奇，这等行径难道不是祸国殃民？”

        面对钱谦益的伶牙利口，庄际昌并没多加思考，马上给予逐条批驳。然后又举出了相似的反例，用来证明反对新政的人才是祸国殃民。

        这倒不是庄际昌才思敏捷远超常人，而是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从李贽赴任两广总督到如今，新政已经在广东推广了8年多，在福建推广了5年多，效果有目共睹。

        当地各阶层对新政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心怀芥蒂、抵触抗拒，慢慢转为从中获益、乐意接受、主动参与。

        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阶层和本阶层内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李贽创立的《商报》和马经纶创办的《半月谈》也一直在和《东林旬讲》在理论层面上隔空交锋，各种论点论据都快被挖绝了。

        凡是对此关注过的读书人，谁都能口若悬河的讲出来一些。根本不用现编现想，且绝不会太幼稚。毕竟都是经过很多人不停揣摩辩论总结出来的精华，轻易不会有大漏洞。

        “岂有此理，尔等可是要辱没南直隶与浙江学子！”此番话一出，总是温文尔雅的钱谦益面色大变，方震儒则直接拍案而起，指着庄际昌几人高声呵斥，连带着二楼上有不少举子也随声附和。

        “南直隶与浙江又如何？众所周知，你们把持朝堂多年，对新政多有不满，嘴上说为民争利，私底下却比谁夺的都多。官绅勾结、私贩出海、兼并土地，哪一样不是南直隶为最。

        休要得意，只待圣上下旨在南直隶、浙江推广新政，你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被黑帆船击沉、俘获私贩船的事情应该不陌生吧，别急，到时候再尝尝黑衣军是什么滋味，尔等就知道天高地厚了！”

        虽然在人数和声势上处于劣势，黄道周却毫无惧色，起身迈步迎上前，大声揭露着方震儒等人的龌龊心思，还特意把海军陆战队拿出来当震慑。

        说起来黄道周稍显小气了，称不上谦谦君子。有道是打人不打脸，他不光打脸，还左右开弓。福建与浙江是地理上的邻居，都面临着差不多的发展困境，比如耕地不足，又具备同样的优势，大海和港口。

        <div  class="contentadv">        在下海走私这个问题上，出身漳州的黄道周太了解实际情况了，自打海军成立，福建和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就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以往被朝廷追缴急了，私贩商人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海盗，有时候还会拉上倭国浪人一起袭扰当地府县，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后，再由朝中势力上疏弹劾主张剿匪的官员，内外配合逼其下台，人走政消。

        但这个招数到了海军面前丝毫不起作用，黑帆船神出鬼没火炮犀利，凡是被其盯上的私贩船只既跑不掉也打不过，稍有违背就会被击沉，船上所有人员不是当场毙命就是被掳走不知去向。

        让朝臣上疏弹劾更是无用功，袁可立的海军既不归五军都督府管辖，也不听兵部调遣，完全就是皇帝的私军。不管打沉了几艘船，杀死多少人，一律被称为盗匪，谁要是玩命查，锦衣卫就会登门把水手的家属也一并抓走，以知情不报通匪罪论处。

        这么一来，着实把浙江和福建沿海的私贩船打击的不善，把当地走私大户搞的欲哭无泪。但福建有新政可做，不搞私贩船了，把钱投入工厂也能赚。可浙江不成，除了种地和养蚕缫丝，没别的项目可以投。

        而钱谦益、方震儒、周廷儒、缪昌期、孙元华，包括在一旁鼓噪的举子们，大多出自南直隶和浙江，之所以反对新政，除了政见不同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利益受损。

        他们的家庭在当地都是富户，有些则是官宦，多多少少参与了走私活动，或者是作坊主和地主，恰好成为了新政的打击对象，能不反对才怪。

        常言道打人不打脸，这番话一出，不光方震儒等人勃然色变，还让同为两地的举子们恼羞成怒，立刻围上来加以指责。

        这下酒楼里可热闹了，很多在一楼和三楼吃饭喝酒的举子也被吸引了过来。有些人对新政存在差不多的偏见，有些人则对新政有好感，有些人是不明就里，顿时形成了三派，阵营分明。

        举子们的年纪多在血气方刚阶段，虽然全是读书人，讲究动口不动手，可真吵急眼了也有按耐不住性子的。只要一个人举动过激，文斗立马演变成了武斗，瞬间把好端端的酒楼变成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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