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六章 从军行

　　在会议上，董宣武又提出了一个动议，他希望在这次招收新兵的过程中，负责招兵的熊廷弼能够多招一些读书人入伍从军，并建议对读书人从军，可以在安家费上提高标准。

　　董宣武之所以提出这个动议，是因为他对目前的参谋制度很不满，觉得根本就是虚有其表。一支现代军队，如果没有健全的参谋制度，光靠主将一人之力，是非常危险的。随时可能因为某一方面的遗漏，而导致惨败甚至全军覆没。作战过程中，也必须要有参谋辅助制定各种意外情况下的作战预案，并对主将提出的作战计划，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推演。

　　比如当初范文程率领群匪袭击新兵营，如果不是一连串的巧合和董宣武临危不乱，果断的应对，后果将不堪设想。提出问题，并制定相应的预案，这本应该是参谋做的事情。五行卫缺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董宣武指挥的战斗的确是没有出什么大的纰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不会出现，那只是运气好。一支现代军队，不能老依靠运气作战。

　　现在五行卫中的参谋屈指可数，基本都是当初刁德嗣带来的那几个人，到目前还只会做一些起草命令、文书、绘制地图等工作，根本没有完全担负起参谋的职责，某种程度上说，更像是师爷而不是参谋。

　　董宣武认为这一方面五行卫必须加强，否则会严重地影响五行卫日后的建设。

　　熊廷弼顿时苦起了脸来，他何尝不想多招些读书人，可是哪个读书人肯来五行营做大头兵？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赵恒的这篇《励学篇》对后世读书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既然能用苦读换来的东西，用生命做赌注，未免太愚蠢了。况且，在大明，重文轻武、以文御武早已经成了传统。

　　这个问题董宣武当然知道，而且早就想好了对策，微微笑了笑，说道：“读书人不肯从军这事，不必太过担心，我就不信，泱泱华夏，那些读书人就只会寻章酌句，就找不出几个像熊大人那样慷慨激扬的热血好男儿！

　　我曾听人唱过一首歌，名字叫《从军行》，很有意思，老刁，我要你想尽办法，三日内传遍北京城。”

　　“什么歌？”刁德嗣心中一跳，偷眼看了看信王朱由检和马忠两人，他很担心董宣武那首歌中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词句。别人不了解董宣，他还不了解么，这家伙胆子大起来大得没谱，啥事都敢做，啥话都敢往外蹦。

　　董宣武微微一笑，大声唱道：“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道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建奴不顾身！”

　　这首歌就是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董宣武只不过改了两个字而已。

　　“好歌，正中咱家的心意！”马忠拍手赞道。

　　几个月不见，信王朱由检深沉，微微一皱眉，说道：“董兄，这歌虽然是不错，可是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区区一个小小的建奴，虽然能猖狂一时，何至于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这个小屁孩终于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了。可惜的是，他太小看了建奴，他不知道，他以后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最终，正是大清取代了大明。

　　董宣武长叹一声，说道：“信王殿下，你可知大明每年耗费在建奴身上的银子有多少吗？”

　　信王一呆，大明不许藩王干政，如果不是他皇兄默许了他过问五行卫的事，五行卫他边都不敢沾，何况这种极为敏感的政事？

　　大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朝代，很多事，大臣可以做，百姓也可以做，唯独大明的王爷却是不能做。也许是当年永乐皇帝朱棣自觉夺了他侄子皇位，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所以对各镇藩王做出了很多限制。

　　在永乐皇帝的基础上，后世这种限制越来越严格，弄得朱家的子孙活得战战兢兢，一个个只想享尽荣华富贵，吃得像一头猪一般去见他们老祖宗。对于违禁的事，半点也不敢碰。

　　这让董宣武突然想到了福王朱常洵，就是那位被封在开封，开封城被李闯王围城时，死到临头也不肯掏出钱财赈济灾民、慰军，最后开封城破，被李自成捉住砍了脑袋的福王。传说福王死后，他的尸体剁成肉酱，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

　　可怜的家伙啊！

　　来大明快一年了，董宣武渐渐地意识到朱常洵之所以既不肯掏出钱财赈济灾民，也不肯慰劳开封守军，很可能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太胆小。

　　因为无论是赈济灾民，还是慰劳守军，都可以被朝廷中的大臣解读为邀买人心，意图不诡。最要命的是，这家伙，还有与朱由检他老爸朱常洛争夺皇位的不良记录，屁股不太干净。试问，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敢轻举妄动？

　　假若他真的做了，如果守住了开封城，北京城中那些喜欢无事找事的大臣会放过他吗？他出身皇家，谋逆之罪可能不必株连九族，但砍光他这一支是没多大问题的。当然，如果守不住开封城，那一样也是死路一条。也就是说，只要他敢这么做，开封城有没有被攻破，他都只有死路一条。

　　相反，假如他没有赈济灾民，慰劳守军反而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开封城守住了。

　　换而言之，朱常洵对大明皇权的畏惧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李闯王叛军的畏惧，他很可能是要用这种方式向当时的崇祯皇帝表明，他已经没有了丝毫觊觎皇位的心思，哪怕钢刀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了。

　　多么可怜又可笑，明末的藩王制度已经扭曲到这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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