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士绅

　　北方各省，因为去年一整年的监察御史，闹腾得不行，春二月的省试更是腾笼换鸟，使得官场大变。

　　根据吏部的保守估计，北方九省，除去绥远外，其余八省一府，官缺达到了四成，几乎颠覆了整个朝廷统治。

　　去年、今年两拨省试，再加上提拔举人为官，才勉强稳住了地方，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各省官场为一新，执行政令的力度也就加强。

　　当然，这只是皇帝的以为，实际上对于官吏们来说，他们本以为绍武皇帝会萧规曹随，结果却来真的。

　　大明制度在这，凡事就怕认真。

　　由此一来，一个个自然就听话认真起来。

　　减租减息之策在，北方施行顺利。

　　而顺利的基础，除了官场上的刷新外，现实的基础也很重要——缺人。

　　战乱、旱灾、瘟疫，导致北方各省民不聊生，户口损失十之六七，地主们甚至缺乏佃户种田。

　　因为荒地那么多，朝廷免税多年，许多人自耕农选择开荒，从而导致农村用工荒。

　　这种情况下，减租减息自然就顺理成章，阻力甚少。

　　不过，全国一盘棋，北方开始了，南方自然就避免不了。

　　最为顺利不外乎湖广两省，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更是阻力不大。

　　因为富饶的缘故，人口滋生极快，什么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更何况人口了。

　　南方生存压力就极大，读书人的压力也大。

　　例如，浙江读书人多，就多出师爷；江西则多算命账房；南直隶二省，则文风昌盛，许多人则为清客幕僚。

　　福建就不用说了，八山一水一分田，习惯下跑海商，下南洋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田租基本在五成左右，而在南方，则丧心病狂的达到了七成乃至于八成。

　　固然有南方双季稻的原因，但地主们的贪婪仍旧令人发指。

　　顾炎武直言：“吴中之民有地者什一（十分之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九）……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者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今日交完租，明天就得上地主家借贷。

　　再加上高昂的利息，从而令佃户世世代代难以逃脱。

　　所以，当减租减息传到南方时，遭到了大部分地主的抵制。

　　田租不得超过三成，利息不得超过三成，不然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这等于是活活挖去他们的利益，怎是一个沸腾了得。

　　浙江绍兴，张家。

　　张家在绍兴大为有名，其族居在投醪河两岸，宗族超过百户，加上仆役，达到数千人之多。

　　投醪河西通府河，南连庙河，在流经绍兴府学宫后折了一个大湾，张家在嘉靖二十一年，集体出资，将这个大湾给拉平，成为了张家的内河。

　　其豪富，令绍兴侧目。

　　张岱闲散着长发，穿着宽松的襕袍，脚上是木屐，悠闲得看着书，别提多美了。

　　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四老爷——”

　　张岱头都不用抬，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幼弟张岷来了。

　　“脚步匆忙，这是怎么了？”

　　三十来岁的张岷倒是气喘吁吁，看着兄长一副闲适的模样，不由得笑道：“两个儿子参加会试，你竟然毫不急切？”

　　“考不中，就再试呗！”张岱摇摇头：“他们还年轻，再试一两次也无妨。”

　　“看你脚步匆匆，肯定不是关心侄子，你来作甚？”

　　“东西二张议事，父亲让我来请你呢！”

　　张岷没好气道。

　　“有父亲在，要我去做什么，还不如看书呢！”张岱这才扭过头来，摆摆手。

　　“兄长，这可由不得你。”张岷一屁股坐下：“事关整个宗族大事，但凡成年男丁，都要在祠堂商议，这可是族长的话。”

　　“那么多人，能商量个什么？”

　　张岱无奈，只能放下书。

　　“换双鞋！”张岷无奈：“虽然是走个过场，但到底是要出人的，公议嘛！”

　　随后，兄弟二人来到了祠堂。

　　绍兴张氏之发达，在祠堂上就能看得分明。

　　祠堂占地十余亩，大小十余殿，供奉着几百年来的祖先，光是祭田，就超过了五百亩。

　　由此，足以容纳上千人聚集。

　　兄弟二人赶来时，已经是遍地是人，但是没几个喧闹的，基本是一脸肃静。

　　张岱高祖父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曾祖父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叔祖父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只有父亲张耀芳和他比较丢人，只是举人出身。

　　也正是祖上如此厉害，他们的位置在前列。

　　六十岁的张耀芳坐在主位，见到两个儿子来了，眼神不善地盯着张岱。

　　后者只能讨饶，才作罢。

　　其叔祖父张汝懋如今已然致仕，七十来岁的年纪高坐，对于张岱笑了笑，他已经成了族长。

　　又等了半个时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张汝懋这才开口道：“今天我要说下减租减息的事，去年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地方减租减息，不得超过三成。”

　　“此乃仁政，大明上下谁敢言否？”

　　“老夫为子孙计，早就改变租赁，但还是有些人，不守规矩。”

　　说着，他双目圆睁，在孙子的搀扶下，高声道：“若是被人举报了去，子孙三代不得科考，为了些许的蝇头小利，就自子孙亲朋而不顾，真应该把心挖了去喂狗。”

　　“你自己也就罢了，这可是坏了咱们张氏的名声，到时候如何婚嫁？”

　　“祖宗辛苦积攒的声望，可不能被毁了。”

　　“及今日起，谁要是再违背法令，就逐出张家，不列族谱——”

　　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逐出张家，没有了宗族的照应，求学，做生意，乃至于婚丧嫁娶，都会受到极多的影响，甚至会跌落至奴仆。

　　族中进士举人不胜枚举，就连知府都不敢放肆，这么多的好处，谁想离开？

　　张岱则将纸扇拍手，赞叹道：“叔祖这一招高明，为了张家的声望，些许的小利可要不得。”

　　张岷则轻声道：“是高明，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可是受苦。”

　　“在浙江，咱们张家顾及声望，收了租金都是五成，中规中矩，少了两成，可就没了近一半的收益，可不得难受。”

　　张岱闻言，为之一愣。

　　像他这样的大户人家，光是凭借着张家的声望，就能赚起大量的钱财，租金不算什么。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确是根本。

　　“看来双减，在咱们南方，阻力颇多啊！”

　　“那可不是，政策是好政策，关键是难施行。”张岷叹道：“希望不是虎头蛇尾吧！”

　　接下来，张汝懋则颤巍巍又道：“如今，县衙发来了文书……”

　　说着，另一人则站出来，朗读着县衙发来的文书，随后又招呼读书不多的人，开口解释道：

　　“凡是家中有功名的，就不能在三世同堂，父子同居了，得分出来，另立门户——”

　　“那没功名的呢？”

　　“还是老样子——”

　　“那岂不是离开投醪河？”“无需如此。”

　　“就是分家——”

　　读过书的基本上没怎么发问，读书不多的倒尽是问题。

　　张岱对于《大明公报》长期订阅，早就明白了缘由根本。

　　虽然说父母在不分家，但朝廷却要求有功名的人家必须分家，另算一户。

　　这不只是家产分割的问题，还代表着户籍，名义上，他跟兄弟们，不再是一家人了。

　　议论到了最后，有功名的都留了下来。

　　粗略一看，秀才加举人，竟然有二十余人。

　　虽然是三五代人的集合，但也足够彰显张家的可怕。

　　“你们都明白，朝廷谕旨不可违背。”

　　张汝懋沉声道：“只是到县衙注写户籍黄册罢了，虽然不去，平日里倒是没什么，但你们都是有功名在身。”

　　“迟早是要走官场，举业，若是被人拿了把柄，可就不好了。”

　　“还是去吧，都去。”

　　每届秀才一县才二十人，在浙江这样的地方，几乎是上百人抢一个名额，竞争压力极大。

　　他们倒是不害怕衙门，但就怕对手举报。

　　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导致举业受阻，官道被截，这就得不偿失了。

　　一行人虽然百般不愿，但却只能承认现实。

　　“朝廷的动作越来越多了。”

　　回去的途中，张岱若有所思地说道。

　　张岷则附和道：“相较于前朝，皇帝愈发爱民，对我等大族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有了甲申之变，皇帝怎能不长记性？”

　　张岱叹了口气。

　　曾经他是多么的闲适，娈童美婢，飞鹰走狗，享受了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但是在甲申年，一切都变了。

　　朝廷没了，福王也没了，杭州监国的潞王也没了。

　　风起云涌之下，朝廷秩序崩坏，张家渐渐不稳。

　　在江浙地区，甚至有了抗租运动。

　　许多的佃户受到鼓动，开始大范围的袭击主家，要求减免租赁，甚至到了最后，直接公开抢劫。

　　张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殃及，动乱了好一阵子，根本就不敢出门，半年没有收到租子。

　　随着当今在南京登基，秩序才逐渐安稳。

　　到了这个时候，张岱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他才大彻大悟了一番，洗去了往日的浮躁。

　　“兄长，你才四十来岁，何不再去一趟北京？”

　　张岷笑道：“看你那忧国忧民的样子，最适合去官场，为天下去奋斗。”

　　“我不行了。”张岱苦笑道：“做做文章我还可以，治民做事太难，总不能做一个只会清谈的县太爷吧？那岂不是害了百姓？”

　　张岷一笑，你怕是丢面子，与儿子一科吧！

　　这话，他倒是没说出口。

　　由于是会试，地方上倒是安稳，也没有什么文会，许多人都在为自己的子侄亲朋祈福，各大寺庙道观香火旺盛。

　　文庙则更受期待。

　　而就在杭州、绍兴之间的萧山县，却爆发了一股民乱。

　　却说，一个名叫秦衡的读书人，只识得几百个大字，在乡下混着日子，租赁着十亩地为生。

　　来到县城，说出先生们讲着大明公报，说起了双减之事。

　　他一琢磨，自己家租着十亩地，要不是自己见天的忙活，恐怕早就饿死了。

　　如果真的只有三成租赁，倒是能混一个温饱。

　　所以他一咬牙，买了一份公报，回家大肆宣扬，随即鼓足的勇气，向地主说了三成租金事。

　　这下，立马惹恼了其主家，不仅将他打了个半死，还将租出去的地全部收回，不准再种。

　　这下立马在乡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除了他被打的事之外，减租减息的事也被传来。

　　在浙江，十农九佃，这项政策关切着他们的利益，多一口粮食就能够救活一个人。

　　更何况是减少近半的租金。

　　这下，秦衡鼓动着族亲，在乡里大肆宣扬此事，闹得萧县上下无所不知。

　　然后聚集了数百人，直接闯到主家，不仅抢掠了一番，还收回了往年的借据，大获人心。

　　这下，萧山县坐不住了，立马派遣了巡防营捉拿了此人，再次打个半死后，直接结案，报上死刑，送到了绍兴府。

　　而这时候，舆论沸腾，城里乡下都在讨论此事，都认为其人罪不至死。

　　许多出身底层的读书人送出来一大堆信，要求重审此案。

　　这下，轮到绍兴府和杭州坐蜡了。

　　随着舆论，这件事又闹到了整个江浙地区。

　　张岱闻言，也感到愤慨：“其乃遵从国政，而不良之人妄图抵制，即使有所逾矩，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岂能有罪！”

　　言罢，他竟然直接上书杭州，要求重审此案。

　　一个举人的书信，抵得上千言万语。

　　随着张岱的带头，许多秀才，举人们也纷纷写信，闹出了好大一通热闹。

　　一时间，张岱名声远扬，巷尾皆知。

　　杭州的省府见此，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思量许久。

　　浙江巡抚头疼了没几天，皇帝的谕旨就抵达了杭州，让整个浙江为之一震，官场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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